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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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和2026年交替之际，随着“洪承畴是康熙生父”、“《红楼梦》是悼明反清”等事件的出现，“元清非中国论”的观点也再度翻红，一时间，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成了网友们批判的对象。
那元朝和清朝是不是中国正统王朝呢？
毫无疑问，是的。
以前读过国家民委主任潘岳先生写的《中西文明根性比较》，在《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中西比较·华夏与内亚》一节中，潘岳先生提出一个观点：
“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构建政治。来自北方族群的北族天子，不管是坐在黑毡上即位还是在郊礼上即位，不管带冠冕还是留辫子，不管信萨满还是信佛道，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
潘岳先生的观点，重点突出了政治制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但也没有将潜藏中国文脉的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排除在外，而是放在了次要地位。
我认为，潘岳先生的观点，抓住了中华文明的精髓。
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们就引用潘岳先生的观点，以及我延申出来的史料和逻辑，聊聊元清为什么是中国正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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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非中国论的起源，和日本密不可分。
早在清朝乾隆末年，英国牧师威廉·温特博瑟姆在撰写《中华帝国史、地理与哲学》的时候，为了解并解释中国，便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划分成三个部分：
中国本部、鞑靼、中国藩属国。
这种划分方式，地理层面的意味更浓，而不是刻意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把中国分成三个部分。
但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渐起，有些日本学者把“中国本部”一词单独摘出来，并冠以“本国”的概念，传递出来的意思就是，长城以南的汉地十八省是中国，东三省和蒙疆藏等不是“中国本部”的地方，就不属于中国。
既然“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不属于中国，那么由日本占领它们，便是可行的。
日本要想侵略中国，必须做充分的准备，仅仅提出一个概念就想从理论上瓦解中国，终究是略显单薄，因为他们一旦出兵占领，中国和世界各国就会问：
“东三省和蒙疆藏都曾是清朝领土，怎么能不属于中国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些日本学者就以“中国本部”和“本国”为出发点，将满族建立的清朝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捆绑起来，进一步提出了“元清非中国”的观点。
延伸开来，“元清非中国”的逻辑很明确——
1、起源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通过征服“中国本部”而建立元朝，起源于东三省的满族，通过征服“中国本部”而建立清朝。从起家地域而论，蒙古高原和东三省，便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固有疆土，“中国本部”则是元朝和清朝的征服疆土。
2、元朝和清朝是蒙古族和满族征服汉族、汉地建立起来的，那么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天然就不是同一族类。
3、“中国本部”做为征服疆土，肯定属于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范围，但蒙古高原和东三省做为蒙古族、满族的固有疆土，却不能算作中国的固有疆土。
4、基于此，元朝和清朝便是征服王朝、殖民王朝，而不是中国正统王朝。
5、现在元朝和清朝已经灭亡，那么蒙古高原和东三省便和中国没有任何瓜葛，日本想在蒙古高原和东三省做什么，中国都无权插手。
通过这些理论逻辑的构建，“中国本部”论、“元清非中国”论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工具。
1923年，日本帝国大学东亚史教授矢野仁一出版《近代支那论》，明确宣称：
“如果要维持中国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
那时，中国人民已经推翻清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所以矢野仁一的指向，显然是鼓动民国政府放弃东三省和蒙疆藏，只保留“中国本部”、汉地十八省。
再过八年，石原莞尔继承了矢野仁一的理论，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声称“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
而这一系列理论，正是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分裂中国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现代以后，仍然坚持“元清非中国”论的，大致有三类人——
第一类以魏复古为代表，他提出“征服王朝”论，说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建立的辽、金、元、清都是征服中国的王朝，保留了浓厚的本民族属性，和传统的中国王朝截然不同。
魏复古是德裔美国汉学家，曾被纳粹德国关进集中营，经国际性救援后流亡美国，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反对者。
第二类以余杰为代表，他认为“蒙古是殖民者，中国是被殖民的对象......波兰人不会把德国占领的时期描述成波兰的日耳曼王朝，以此类比，中国人以元朝定义元帝国就是掩耳盗铃之举。”
余杰出生在四川成都，后来流亡美国，做了美籍蒙古裔作家，具有反对中国、反对共产主义、支持民族自决、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倾向。
第三类以“西藏流亡政府”为代表，他们承认元朝和清朝对西藏拥有主权，但不认同元朝和清朝拥有主权等同于中国拥有主权。
这类人试图通过“元清非中国”论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策动西藏独立。
可以说，无论近代还是现代，凡是支持“元清非中国”论的人，几乎都抱着割裂中国历史、割裂中国地理、进而割裂中国领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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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略梳理了“元清非中国”论的起源，接下来，我们再从历史层面说说中国到底从哪里来。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写道：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这段史料说明，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能够平定暴乱、建立秩序、安定天下、复兴文教的领袖就是天下共主，他们建立的王朝就是公认的中国正统王朝，做不到这些要求的领袖和王朝，便自动失去天下共主和正统王朝的地位。
这，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最根本法统。
此后，大禹以治水的经历开创夏朝、商汤以讨伐暴君夏桀的功绩建立商朝、周武王以讨伐暴君商纣的战果建立周朝。
夏禹、商汤、周武王其实都是当时的边缘人士。
夏禹在行走天下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建立威望，商汤起自东部，周武王起自西北，他们都不是当时中国核心区崛起的。按照“元清非中国”论的观点来看，他们似乎都没有做天下共主的资格。
但《孟子·离娄章句下》里说：
“孟子曰，舜生于冯诸，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孟子的意思是，无论起自东夷还是西夷，无论起家时间相隔多久，只要能遵守法度，完成平定暴乱、建立秩序、安定天下、复兴文教的功业，就是中国的圣人，能做天下共主。
毫无疑问，夏禹、商汤、周武王建立夏商周三朝，孟子发出这样的议论，所遵循的，正是黄帝以来的王朝更替法统。
而在边缘人士建功立业成为天下共主的过程中，必然会带着一大批边缘人士、一大批边疆部族进入原有的政治体系，经过短暂的磨合，他们将构成一个全新的政治实体。
这个过程，便是融合。
《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里就写道：
“《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诸侯更相吞灭，其见于《春秋经》、《传》者，凡百有余国。”
夏禹做天下共主时，能号令万余诸侯国，到商汤时只剩三千，周武王灭商以后还有一千八百余诸侯国，到了春秋末期，只剩下百余国。
从万到百，那些诸侯国都哪里去了？
被灭掉了。
那它们的人民和土地呢？
和其他诸侯国融合在一起了。
如果说黄帝和神农氏的更替开创了“天下观”，那么历史的自然演进便诞生了“融合观”，这两种观念，共同塑造出最初的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朝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用“宅兹中国”四字凝练了天下观，韩愈在《原道》里，用一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概括了融合观。
周朝的国人和野人都认同了周朝的礼仪和制度，他们便都成为周人。
春秋的百余国融合成战国七雄，而汉朝平定暴乱还天下太平以后，七国遗民便成为汉人。
匈奴、鲜卑、羯、氐、羌的部族和政权，相继改汉名、用汉制、定居汉地，最终在唐朝的国号下完成融合，做了唐人。
元朝结束了唐末数百年的乱象，将宋人、契丹、女真、党项、蒙古、吐蕃都纳入治下，他们又都成为元人。明灭元、清承明以后，他们也可称为明人、清人。
不论历史如何演变，只要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使用中国的制度和礼仪，遵循中国的法统，那么人就是中国人，王朝就是中国王朝。
从黄帝到夏商周再到汉唐元明清，这些绵延不绝的中国人和中国王朝，即是中国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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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元明清都是中国王朝，是我们根据中国历史推演出来的理论概念，那元朝和清朝承认不承认呢？
答案是，元朝和清朝都承认自己是中国王朝，从两朝皇帝颁布的诏书中就能一窥端倪。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改国号为“大元”，特地颁布《建国号诏》来向天下人说明情况：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诏书的第一句话就说明了他要定一个国号，起到效法历朝宅兹中国、继承百代君王法统的作用。
“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
这一段说了尧舜禹汤和秦汉隋唐的国号来源，明面上是忽必烈回顾历史，实际上是重申法统，要向世人说明，忽必烈和上古圣王一脉相承，元朝和中国历代正统王朝一脉相承。
“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治流行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明确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中提炼出大元的国号，流露出用中国文化和制度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
蒙古族成为中国人，大蒙古国转型为中国王朝，从这时就开始了。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他的《即位诏》中写道：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於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於左右......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
朱元璋的意思很明确，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法统，成为中国的天下共主，但现在元朝和神农氏一样丧失了治理天下的能力，导致天下动荡，他这个淮右庶民要和黄帝一样，平定祸乱安定天下，并继承元朝法统，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从宋到元再到明，中国的天下共主有了明确谱系，中国的正统王朝有了清晰的传承。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灭亡明朝，辽东的清朝随即入关击败李自成，10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北京，并亲自到南郊告祭天地。
福临告祭天地的文章称为祝文，其中一段话是：
“值明祚将终奸雄蠭起，以致生灵涂炭，傒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爰整六师，救民水火为扫除暴虐。抚辑黎元内外同心，大勋克集，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清朝的立国法统，同样是明朝不能治理天下，以至于流民遍地祸乱纷起，所以清朝有资格定都北京，平定祸乱安定天下，成为新的天下共主。
这，仍然遵循着黄帝以来的王朝更替法统。
虽然清朝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杀戮，但这种行为更多的是王朝的政治、路线、能力出了问题，清朝立国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清朝末年，学部审定通过了两部中学教科书。
其中一部是《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开篇“绪论”就写道：
“本朝史（清史）者，中国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也。中国之建邦远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长之历史，又其文化为古来东洋诸国之冠。”
另外一部是《中国地理教科书》，“卷三·地方志”的目录很清晰：
北带黄河流域 京师顺天府 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甘肃
中带扬子江流域 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 湖北 湖南 四川
南带珠江流域 福建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关东三省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西域 新疆
北藩 内蒙古 外蒙古 额鲁特蒙古
西藩 青海 西藏
从这两部清朝官方审定的教课书可以看出，清朝认定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清朝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清朝疆域就是中国的法定疆域。
可以说，满族成为中国人、清朝转型为中国王朝是迁都北京开始的，到了清朝末年，就彻底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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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从“元清非中国”论的起源、中国的起源、元朝和清朝的定位等三个维度，对中国历史和王朝更替法统做了简要梳理，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了——
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庄子·内篇·大宗师》里的一句话：“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循，是恒物之大情也。”
庄子的意思是，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达到天外无天、天内无我、天即是我、我即是天的境界，然后便可以实现天人合一、超然物外的目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正确视角。
在这个视角下，“中国”即“天下”，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纳入“中国”的范围内，并用“中国”的法统、制度、文化将所有的人和事有序归纳起来，便是藏天下于天下。
只要法统、制度、文化不亡，中国就永不消亡。
反过来看，如果强行用民族、血统、地理等因素将“中国”割裂开来，那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会被分割的七零八落，没有任何一方能完全代表中国，“中国”将沦为一个虚无的符号，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
到那时，中国就真的亡了。
事实上，中国文明能延续五千年而不断绝，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底层基因就是开放的天下观和融合观，而不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秉持着一族一国的民族观。
用开放的天下观和融合观来看待中国，中国就是始终屹立不倒的文明体，用西方的民族观来看待中国，中国就是早已亡国几十次，且现在也应该分裂成几十块的缝合怪。
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地方。
正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所以我们才更要用“藏天下于天下”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进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之一。
就像潘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说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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